你不见得要站在同志这边,但应该站在护家盟的对立面

时间:2020-06-17

你不见得要站在同志这边,但应该站在护家盟的对立面

1987年生的宜兰人,在哲学系所打滚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学家讲话能让大家都听得懂。

每次哲学演讲,只要有讨论到社会议题,QA时间就会被问「跟不同立场的人如何有效沟通?」这两天当然也被问了。

在现场,我还是依照理想上的说法,建议大家把阶段性目标设为「让自己理解对方背后的顾虑和理由」而非「说服对方」。我相信这样不但有助于讨论气氛,也有助于沟通效果。

这问题是被重複问过几十次的老问题,我的回答也是老回答。但是今天说明起来比以往困难一些,因为我一面回答,一面想起,前天就有人被立场不同的人攻击:高雄的小蜜蜂──拿传单在街头跟路人说明同性婚姻争议的倡议者──被反同人士甩耳光,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反同婚游行里,反同婚人士的肘击撞裂了支持方的肋骨。在这些物理攻击之外,各地的小蜜蜂,或者只是纯粹出现在反同婚活动现场的「看起来像是同性恋的人」也传出遭到言语羞辱。

台湾的同性婚姻争议已经不只是家庭价值的问题,而是仇恨问题。该被处理的不是同志,而是仇恨同志的大众。反同婚人士的倡议标语非常正面,歌颂家庭、教育与社会稳定,但他们实际上的表现跟手里举着的价值背道而驰。

例如,这几天常见的反同婚说法之一是:让同性可以结婚,这幺剧烈的改变不该仓促进行,必须经过充分沟通和讨论。

这种说法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

一方面,其实不管面对什幺政策,你都可以主张「这幺剧烈的改变不该仓促进行,必须经过充分沟通和讨论」。这个说法是个万用说词,因此也没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如果你讲求说法的精确,会发现同性婚姻的讨论一点也不仓促,早在1986年,性别运动者祁家威就开始为同性婚姻法制化请愿,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

儘管上述分析已经可以说明「让同性可以结婚,这幺剧烈的改变不该仓促进行,必须经过充分沟通和讨论」这个说法的瑕疵,不过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这个说法不但因为有瑕疵而无法成为理由用来反对同性婚姻,而且反而可以提供我们理由去反对护家盟。

让我先从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并且几乎客观无争议的事实开始说明。

首先,护家盟的文宣是由许多不符事实的说法组成的,例如:

同性婚姻之后双亲称谓会改变同性婚姻之后近亲也可以联姻同性婚姻之后很多小孩会变成同性恋

「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算是足够尊重同志?」(护家盟认为是)、「在现在的台湾,同志是否算是不再受到歧视?」(护家盟认为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下,这些问题或许是很难解决的价值问题。但是,「同性婚姻通过之后双亲称谓会不会改变?」不是价值问题,而是事实问题,而且还是很简单的事实问题,比「同性婚姻通过之后台湾婚礼的平均素质会不会增加?」简单多了。

在台湾,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提出来的说法大多不符事实,而且是在很简单的层次上不符事实。他们没有证明同性婚姻不该通过,他们证明的是自己没有做功课就选边站。更重要的是,几年来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护家盟在参与公共讨论时,连最基本的错误都不愿意修正。如果政府和社会接受护家盟的说法,把他们奠基在对于事实的错误认知上的意见纳入立法考量,这个社会是在跟无知妥协。

民主社会不该跟无知妥协。如果我们在有好理由可以辨别的情况下,还让「不奠基在事实上的意见」跟「奠基在事实上的意见」在公共讨论上拥有同等份量,这几乎等于是我们罔顾我们的政治决策的品质。如果我们罔顾政治决策的品质,便辜负了身为公民的政治义务:阻止政府做出不明智的判断。

此外,民主也不该跟「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态度妥协。民主社会注定面对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如果我们不抱有一丝希望,认为这些冲突即便无法多赢,至少也有妥协、调解、让步的机会,那幺,我们将对民主的未来充满绝望。然而,如果我们肯定民主讨论中妥协、调解、让步的机会,我们至少必须付出最低限度的诚意:就算我不愿意改变我的价值观来配合别人,至少,当我因为对于事实认知错误而和别人有不同看法,我必须愿意修正错误,来增加共识出现的机会。

护家盟的某些意见非常无知、违反事实(如「我怕我小孩不叫我爸爸,所以同志不能结婚」)这让它们不该在社会上具有值得考虑的份量。护家盟缺乏最低限度的诚意,这让他们成为不合格的公民。我们国家对于不合格的公民并没有罚则,也不会剥夺其权利,但护家盟应该感到羞耻,并且注意到:他们小孩的教育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的教育才是。

民主存在的理由之一,是要解决多元价值并存的决策问题。基于多元价值,你确实不见得需要跟同志站在同一边,但身为对民主抱有期待的人,你有理由站在无知、缺乏诚意的护家盟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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